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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资讯 2013年第1期

时间:2020-11-24 05:45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编者按:本文为2012年司法部公证管理干部赴德国培训团培训报告。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2012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和司法协助交流中心的组织安排下,来自河南、黑龙江、云南等14省、区、市公证管理干部一行19人赴德国进行了培训。培训团成员先后听取了黑森州行政管理学院D. Kauβ先生、Thoss律师及公证人事务所Lutz Tauchert先生关于德国司法制度和德国公证人形式及类型、教育培训、职业道德,以及德国公证业务领域等的讲座;在黑森州高级法院由公证事务负责人Herr Maruhn先生做了公证人执业监督、惩戒的讲座;还赴联邦公证人联合会、萨克森州公证人保险机构、巴伐利亚州司法部、弗里德里希-慕尼黑大学法律专业考试中心、巴登-符腾堡州公证人协会考察了解德国公证人执业风险防范、执业保障,德国公证历史,公务员公证人现状及未来,德国公证行业组织职能等。本文将对本次培训主要内容给予详述,部分内容有删改。

  1.德国公证人的类型。目前,全德国总共有公证人约八千名,平均每一万多人口中有一名公证人,分为三种类型:(1)专职公证人(single-profession notaries,也称独立公证人、纯公证人)。主要分布于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等州,占德国16个州的近三分之二;(2)律师公证人(attorney-notaries,也称兼职公证人)。德国一部分州允许律师公证人以律师为主业,兼办公证业务,但在同一业务中,只允许选择用律师或公证人一种身份介入,不能同时使用或不区分两种身份。主要分布于柏林、黑森等州。(3)公务员公证人(state-employed notaries,也称公职公证人、国家公证人)。此种公证人仅存在于巴登-符腾堡州的部分地区,在全德公证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由于身份与执业场所的不同,又分为法院公证人和政府公证人两种。自2010年起,这一地区已停止任命公务员公证人,初任公证人均为专职公证人。

  2.执业准入。在德国,成为一名公证人必须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然后在未来若干年里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每年由各州司法部组织,考试合格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全国均认可)。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实习两年,再参加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即获得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资格,但如选择担任公证人,则仍需在公证人事务所实习三年,期间担任实习公证人。实习公证人在数量上不受限制,作为公证人的助手,是雇员,也有可能在事务所出资入股。实习三年期满后,如果当地公证人岗位没有空缺,则仍须等待出缺;一有空缺后,还必须通过所谓的“第三次国家考试”,即州司法部专门组织的公证人考试。此外,德国公证人的初任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最高执业年龄上限为70周岁。实习期间必须参加各种专业考试、培训、研讨活动、发表论文等,培训等相关费用则由个人支付。由于德国法律在公证人执业准入的高度严格性,实习公证人通常到35岁、甚至到40岁才能担任公证人。

  3.公证人职业属性。(1)公职性。德国公证人由国家任免,根据国家的授权在法定范围内开展公证业务,执行职务即执行公务。同时,公证人的数量、执业地点、执业区域均由国家决定,执业活动受国家监督,收费标准也由国家制定。公证人在执业活动中必须作为公正的第三方严守中立。基于这些特点,公证人职业具有公职属性。(2)自由性。公证人不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室内工作,而是自己拥有个人的办公场所,建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证人事务所,独立开展业务,经济上自负盈亏,不拿国家的工资,依法纳税,并由个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此,公证人还具有自由职业的属性。从其职位由国家授予、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执业而不能自由流动,以及执业中必须严守公正第三方的地位等看,这种自由性是一种不完全的、有限制的自由性。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历史演变,德国公证法律制度已经相当完备。这些法律对公证人的业务范围、公证程序、公证费的收取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规定,并适用于全体德国公证人而不论其属于哪一种执业模式。德国公证人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1、不动产事务公证;2、公司事务公证;3、遗嘱继承事务公证;4、婚姻家庭事务公证。以上公证事务在德国均属于法定公证事项。

  德国现行法律规定,凡涉及土地和房屋的转让以及抵押,当事人必须办理不动产事务公证。在德国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存在多种形式,土地所有者有国家、教会、个人。所以,有的不动产公证事务买卖的只是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只能是向国家、教会租用,最长租用期限为99年。

  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设立、章程、董事会、监事会选任、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合并、分离、股票转让等必须要办理公证。公司事务之所以为法定公证,是因为公司成立后它的资金运作、业务对象不特定、资金流量大等特点,通过办理公司事务公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纠纷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经济损失。

  公司登记由地方法院登记局完成,登记人员对经公证过的公司基础资料法律文件进行书面审查,材料全部经法院认可后,法院向公司寄发有关证明函,在上面注明公司在法院的登记号。公司成立后所作的任何变动,如公司更名、股东变更、股权比例变更等,都需要重新公证后再交法院登记。德国从2004年进行电子登记,极大地提高了登记效率。每个操作人员都有自己的电子签名,以保障数字传递信息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安全及准确性。公司在地方法院完成登记后,可公开通过授权的特定网络查询到企业登记的相关信息。

  德国公证人的收费标准由联邦法律规定。公证人在办理完毕公证事务后,会严格按联邦公证收费标准向当事人收取公证费用,不能多收也不能少收。公证人收费的多少不取决于办证量大小,而是公证标的价值的大小。例如:为一个经济不宽裕的穷人办理遗嘱公证,收费可能只有60欧元,而为一个富人办理,则可能收取6000甚至上万欧元。由于按公证标的的价值收取公证费,德国公证人66%的办证收费来自不动产公证事务,也因为如此,超出标准收费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巴登-符腾堡州公务员公证人由于身份属性特殊,其公证收费与州不同。

  公证人在德国属自由职业者,根据国家授权从事公证执业,受公证人公会和法院的监督、检查。初任公证人执业满两年就要接受州法院的检查,此后,如本州没有特别规定,则这种检查每四年进行一次。检查的内容较多,从办公场所、公证收费的账目、公证文书制作、文书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公证档案,到是否及时出证、是否完整清楚地履行告知义务等等一应俱全,甚至每年开门营业时间长短也可能列入检查事项。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呈交州法院院长,再由其寄回公证人事务所。如报告显示该公证人存在过错行为,法院院长将这一情况记入公证人执业档案并可以启动程序。除以上定期进行检查外,有时,如公证人公会收到投诉,也可以抽检。

  德国公证人行业自律性组织分为联邦公证人公会和地方公证人公会。联邦公证人公会是德国公证人最高自治组织,依据联邦公证人法设立,属于公法性质的机构。各州的公证人公会是联邦公证人公会的成员。公会的参与是强制性的,每一名公证人都必须加入公会。目前全德国16个州共有地方公证人公会27个。

  公证人公会的职能作用,对外是代表公证人的利益与立法机关就与公证相关的法律的制定、修改进行沟通、提出意见,加强公证人与司法部门的联系;对内制定公证人执业准则、规范和指导公证人的执业行为、加强会员沟通、组织职业培训、开展公证研究、处理当事人投诉并惩戒公证人违纪行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德国联邦公证人公会接受国家委托,承担起全国遗嘱登记的职责,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遗嘱登记中心,负责将全国所有的在公证人事务所办理的公证遗嘱和在法院保管的遗嘱的信息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只是立遗嘱人姓名和立有遗嘱这一信息,遗嘱本身仍在公证人事务所或者法院。一旦公民死亡,只需向遗嘱登记中心进行查询即可知晓其生前是否立有遗嘱,进而很快就会在公证人事务所或法院找到遗嘱。这一作法对维护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十分有益。

  巴登-符腾堡州是全德国唯一一个三种类型的公证人同时俱备的地区。但到2018年,该州公证人将统一为专职公证人一种类型。据巴登-符腾堡州律师公证人昆博士(Dr.Kun)介绍,这一变革源自欧盟最高法院对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存在公务员性质的公证人违反欧盟法律的认定。据介绍,公务员公证人平时做的最多的是作为公务员的工作,而不是公证人的工作,如该州斯图加特的公务员公证人是政府地产登记局的公务员,平时做的很多是地产登记事务,卡斯鲁尔的公务员公证人是法院的法官,除办理公证外还要处理遗产、监护等法院事务,工作量大,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办理公证事务。改专职后不再承担原公务员岗位上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公证执业的水平、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另外,出于对专职公证人制度(以巴伐利亚州为典型代表)的高度认可,巴登-符腾堡州的律师公证人到2018年也将不复存在。根据测算,到2018年,全州公证人的职位将只保留250个,按照法定的公证人任职条件,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但现有公证人可以优先录用。因此,目前的500多名公证人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在德国的州,部分律师公证人中也存在着取消律师公证人而实行统一模式的倾向,认为律师公证人平时做的最多的是律师业务,如果遇到复杂一些的公证业务,由于专业水平有限,还要向专职公证人咨询如何办理,同时,在执业活动中将律师与公证人截然分开有时也存在困难,不如学习巴伐利亚州搞单一的专职公证人制度。

  2006年3月,我国《公证法》施行后,公证事业进入改革、建设、发展的新时期,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对照德国公证制度,我国公证制度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还有取长补短、学习借鉴之处。

  (一)要大力完善公证制度体系。首先,《公证法》实施后,司法部及时制定出台了《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和《公证程序规则》,随后又陆续制订了《公证机构年度考核办法(试行)》、《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办法》等规章、规范性文件。但这些与公证工作的实际需要仍存在差距,对公证员助理、实习公证员的管理、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规定等与《公证法》配套的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仍未出台,监督、指导工作缺少具体操作、实施的办法;《公证法》出台前已经制定的公证业务规章、规范性文件当改未改,而新的不同公证事项的具体办证规则当出未出。其次,法定公证事项缺失这一长期困扰我国公证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使法系公证制度的特点在我国得不到充分体现,特别是使公证对民事行为的教育、引导或称间接、适度干预的制度功能弱化、受限。同时,没有法定公证事项,直接后果是造成公证业务资源宽泛、散碎,以便公证处有足够的公证业务收入维持运转。如此,一般的小微型的公证处内部就不可能形成专业分工,其公证员的知识、技能难以得到更专业的提高,更进而使公证员对公证工作缺少长远的稳定的预期,对于提升公证行业的整体社会形象及吸引高素质的人才都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要大力加强公证队伍建设。公证法律服务以智力劳动、职业技能为基本要素。我国《公证法》确认公证员为法律职业,意味着公证员一是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员,并具有相当的工作经历和一定的社会经验,二是执业行为秉承职业理念与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依法、客观、公正地服务当事人,不受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德国公证人选拔的严格,堪称典范。但从文化的、历史的、法律的传统角度去把握,我们还不能直接完全照搬德国的作法。2001年,司法部决定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录公证员,这一历史性决定不久便在《公证法》的立法中得到无争的肯定,时下其展现的最直接、最突出的效果是,全国执业公证员的文化素质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公证员已近80%(2001年不到20%)。而存在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公证行业继续发展、提高的羁绊,那就是公证员任职后的职业教育培训还没有完全实现系统性、全面性、功能性,公证员除了每年必须参加年度培训外,更多的学习来自于个人日常办证和有限的业余自学,知识更新缓慢、理论充实匮乏、技能传授不足,不能适应内容各异的办证需要,有必要对我国公证员职业培训制度进行总结、完善,建立起目标明确、层次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具体规定、更有监督落实的全新的公证员职业培训制度。

  (三)要进一步深化公证机构体制改革。肇始于2000年的公证机构体制改革延续至今,已有超过半数的公证机构改为事业体制,形成了事业、行政和合作制试点三种体制并存的全国公证机构体制格局,与当年提出的逐步形成以事业体制为主体模式、以行政体制为过渡模式、一定时期内辅以合作制试点模式的改革工作思路基本契合。但,由于一些年来国内各项改革在社会公平上,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平衡、协调不够,差距不断加大。公证行业内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多体制并存使执业公证员可以在业内同时进行不同体制的比较。事业体制相比于行政体制显现出保障不足的缺点,而这两种体制相比于合作制试点则在收入分配上差距鲜明。比较之后,各种想法出现,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有的倾向搞合作制,有的甚至“跳槽”投向律师业;差的地区,则倾向于行政体制或国家全额保障的事业体制。然而,行政体制公证机构中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公证员,又因公证执业存在法律责任风险、“大锅饭”式的工资收入以及升职基本无望的预期,对办证的积极性不高,对公证员本职岗位兴味冷淡。这与德国公证人职业为人所向往,收入最低的也不低于30岁的法官,退休后养老待遇最低的也有公证人保险和公证人互助给予保障的制度设计,以及保持高度稳定性的职业状态形成巨大反差。2008年以来,国家开始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作为主体模式的我国事业体制公证机构面临改革,我国公证机构的体制改革也走到了深水区、关键期。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公证机构体制改革,务必要积极审慎、综合全面地做好公证事业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特别是梳理和把握现阶段公证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围绕实现公证机构法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属性,坚持公证依法、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全面完善公证的事业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事业体制的优越性,激发和保持公证人员的积极性,带动行政体制公证机构改为事业体制,引领公证工作走上全面、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进一步完善、提高公证工作“两结合”管理水平。《公证法》的施行进一步确立了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与公证机构之间的监督、指导关系,对公证工作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也逐步转变为法定的司法行政机关与公证协会“两结合”管理模式。但过去长期在单一行政管理模式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之行业的规模偏小、会员分散的行业背景,“两结合”管理体制尚未实现原先设计的目标,作用远未发挥。建议要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小步快跑”,把重点放在协会自身建设上,建立、健全、完善协会的各项工作规则;加强协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既要数量适当也要素质相当;扩大会员范围,把公证员助理(实习公证员)纳入当然会员的范围;更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细化《公证法》所赋予的监督职责内容,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制度机制,并与已有的投诉处理制度、行业惩戒制度相互衔接等。另外,建议公证协会,特别是省(区、市)公证协会、中国公证协会,尽快承担起公证制度理论、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公证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对新兴的前沿性的公证业务开展从法律到实务的具体探讨和实践指导工作,为公证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编者按:本文为2012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干部赴德国培训团培训报告。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2012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由司法部部、以及来自河南、甘肃、云南等16个省份的监狱局、监狱和系统的共22人组成的司法部监狱管理干部培训团赴德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培训学习。培训团成员对德国的体制、司法制度、刑罚制度、监狱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交流。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认为学习课程安排得紧凑,参观交流活动安排得科学,感觉受益匪浅,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这必将对以后的监狱管理工作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为本次培训报告的主要内容,部分内容有删改。

  这次学习培训组织结构严密,日程安排紧凑,突出培训主题,内容全面丰富,紧密结合实际,而且得到了德国联邦、州和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一)德国方面高度重视此次培训。这次监狱管理人员赴德培训活动得到了德国联邦司法部、慕尼黑司法部、科隆中级法院、波恩检察院、科隆莱茵学院以及相关监狱(重犯监狱、成年男犯监狱、封闭式监狱、开放式监狱、女子监狱)、狱警培训学校、司法狱外矫治站、刑满释放人员帮教所等机构的支持和配合,每到一处都得到了机构主要领导的热烈欢迎,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非常详尽地介绍,提高了学习培训效果。

  (二)科学合理安排培训项目。严格按照《监狱管理人员赴德培训团项目》要求,以课堂式交流讨论、实地现场讲解、演示及培训团员内部讨论等方式,认真组织了学习培训。学习培训期间,先后拜访了巴伐利亚州司法部、慕尼黑女子监狱、巴伐利亚斯饶滨监狱学校(狱警学校)和贝尔瑙监狱(管理),联邦德国司法部和勃兰登堡州的厦洛特堡监狱(封闭式监狱)、维依曾(Wriezen)监狱(男子监狱),加森州的Celle监狱(重犯监狱),科隆中级法院、波恩中级检察院、科隆莱茵学院和北威州的司法狱外矫治站、刑满释放人员帮教所等单位,每处的主要负责人都非常详细地讲解工作职责,并热情回答我方的提问。

  (三)注重分析对比提高培训效果。培训期间,培训团紧密结合监狱工作实际,突出重点,开拓思路,与德国司法部门的同行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交流,详细询问有关监狱执法、管理、劳动、教育、社区矫治等方面的问题,把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体制条件下的监狱、社区矫治等工作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进行着比较,取其长补已短,汲取着对我国监狱工作有用的东西。学习交流中大家一致对德国监狱设施的安全性予以肯定,对防备关押规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缓刑帮教、行为监管、社区矫治制度的完善及落实给予了积极称赞。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行政体制分为联邦、州和地方管理,有16个拥有自己宪法和主权的独立的联邦州。联邦州是具有一定国家性质的联邦成员国或成员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均享有独立处理事务的权力,国家只对其进行法律监督。

  德国的国家政体为议会共和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是德国的根本。德国实行议会制,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联邦参议院和联邦众议院组成。联邦议院是唯一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机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但不是联邦政府成员,地位相当于立宪制国家的君主,只拥有形式上的权力,不直接领导内阁(政府),不负行政责任。联邦总理为政府首脑,拥有挑选各部部长和政府主要官员,决定联邦政府的内外方针政策,决定联邦政府的建制等大权。

  德国实行制,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一个或多个政党单独或者联合执政,通常政党提出议员、联邦总理和联邦总统的候选人。德国选举实行地方选举、州议会选举和联邦议会选举选举制,联邦议院每四年选举一次。

  德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即公民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议会,议会又把其中的行政权交给以联邦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

  德国是法系国家,全部法律都以成文法或制定法为主,不仅有体系完备的各种法典,也有大量的单行法规,涉及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从而形成十分完备的司法体系。

  德国联邦法包括1900多项法律和3000多项法规,主要包括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个部分。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财政法、刑法和诉讼法。私法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两大部分。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中间领域,它是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劳动法和经济法。

  德国设立六种法院,即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劳动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财政法院等四种专门法院,除宪法法院外,其他五种法院由各个法院各自独立地进行司法审判,为了避免因对同一个案件的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量刑不同,保证判决的统一性,于是由五种法院的联邦法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审判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各个联邦法院的沟通与协调。法院分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高级、中级和普通法院)。

  德国的检察机关分为联邦检察院、州高等检察院和州检察院,没有基层检察院。州检察院自成一体,上下级是命令与领导的关系,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统一领导州的检察工作,联邦检察院和州检察系统没有垂直的的领导关系,各自独立。检察院隶属于司法部刑法部。

  德国的监狱隶属于州司法部,与联邦司法部没有任何联系,更不存在领导和指导上的关系。州司法部负责刑事惩罚立法工作,具体指导本州的监狱管理等工作。每个州设有重犯监狱、普通犯监狱、青少年监狱、女子监狱、开放式监狱和关押艾滋病犯监狱、精神类疾病犯监狱等。各州中级法院的刑事执法庭负责罪犯的缓刑、投诉复审等工作。

  德国的刑罚目的是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而且不再重新犯罪。基于此,德国对犯罪行为惩罚重在教育挽救,以少罚、少判、不判、轻判为原则,只有到了非判不可的程度,才剥夺犯罪人自由,将其判刑投到监狱。以2009年为例,全德国备案525.5万件,有结果案件286.4万起,破案过程中查证落实188. 1万件,接受法庭审判的73.2万人,有57万余人被法庭宣判(其中3%被判罚款,12.1万人被判缓刑,最后有4.1万人被判剥夺自由刑)。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在2009年对所有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是:81%的案件不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处理,13%的被判缓刑,只有6%的被判剥夺自由刑而被投入监狱。

  德国的刑法分为普通刑法和青少年刑法,对成年犯和青少年犯在量刑上有严格的区别,对青少年犯注重教育挽救,对成年犯也给予改正的机会,能轻的则轻,能不判的则不判。德国剥夺自由刑的刑期普遍偏低(许多人判刑1-2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为15年,对罪大恶极、手段残忍的暴力犯和多次重新犯罪的罪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德国的刑罚种类有缓刑帮教(分为直接判的缓刑帮教和假释两种)、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防备关押、行为监管等。而且在监狱的管理中还实行宽松式管理、开放式管理以及取代性服刑、服刑中止(27岁以下,对社会不会有危害,同时完成法院规定的义务和指令,如居住地点、生活方式、学习情况和业余活动等)、电子监控等。

  德国监狱分四级管理,一级(高度戒备监狱)是管理最严格的监狱;二级是严格管理的监狱,一般二级管理监狱内再设一级管理区(即狱中狱);是一般型管理监狱,围墙用铁丝网代替;四级是开放式监狱。德国有男犯监狱、女犯监狱和青少年犯监狱,绝大多数监狱还承担收押犯罪嫌疑人的任务。德国现有押犯6.7万人,监禁率为85/10万人。

  (1)财政保障。德国监狱所需经费由国家全额拨付,如2012年巴伐利亚州政府为监狱拨款3.33亿欧元(其中人事支出2.05亿欧元),加森州Celle监狱(押犯424人,工作人员311人,其中狱警230人)2012年政府拨款1480万欧元(工资1200万欧元、犯人生活费和电费等280万欧元)。罪犯费用人均80-150欧元/人·天(如巴伐利亚州80欧元/人·天,加森州Celle监狱罪犯人均154欧元/人·天)。

  (2)监狱管理人员。有司法工作者(其中监狱长是法律工作者)和狱警(终身国家公务员)。狱警负责看押、与罪犯交流,司法工作者主要是后勤保障人员,如法律服务、财务管理、物品采购等。两套人员是绝对不能进行交流、互换工作岗位的。另外,男犯监狱有一定数量的女狱警,如浪德斯胡特监狱182名狱警中有女狱警31人。

  (3)狱内建筑。所有建筑如监房、工厂、活动场所等均由专门的通道连接,有地下的、地面的,还有空中的。罪犯教育场所和工厂都是独立设置的。罪犯居住以单人间为主,也有3人间或4人间(女子监狱)。居住面积各州有所不同,巴伐利亚州为4-5平米/人,有的州为9平米,居住面积不达标的,州政府罚款50欧元/人·天。

  (4)教育管理。德国监狱组织罪犯教育活动,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学校教育是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罪犯开展的教育。技能培训是让罪犯学习一技之长,以利于回归社会后就业。

  (5)劳动管理。监狱组织罪犯劳动是德国联邦宪法规定的罪犯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所有罪犯必须参加狱内岗位劳动。劳动以技能培训为主。

  (6)会见、采买、电话管理。罪犯会见每月一次,时间为2-6小时,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会见分会见室内隔开、面对面、室外自由会见、监舍内会见等多种开工,会见时家属不许给罪犯带任何物品。每年家属可以带孩子探监3-4次。狱内采购每月两次,实行定货制,采购限额一般为70-100欧/人·月(含租借电视费和电费)。家属可以给罪犯存款,这些存款只能用于每年三次的特殊购物,不能租电视和付电费。不允许邮寄物品。不考虑外籍犯的民族食品问题。罪犯每月可以给亲属拨打1次电线)生活、医疗。罪犯每天吃饭费用10欧元左右,在监房内独立就餐(也有少数罪犯要求后集中就餐的)。所有监狱内设专职,医生是社会上的,定期来狱内进行检查。罪犯患病非常严重就释放其回家,如果家属不接纳则由社会专门机构(如医院、养老院等)负责。罪犯正常死亡的丧葬费由家属负责。对于罪犯,由州司法部相关机构介入调查,做出事故认定后进行处理。

  (8)休假。罪犯每年有不超过21天的休假奖励。无期徒刑罪犯在狱内休假;有期徒刑罪犯可以申请到狱外休假,也可以存起来最后一次使用,也就是提前释放。

  (9)罪犯脱逃。罪犯脱逃在德国很少发生,即使出现大多是在外诊时脱逃的。如果是监狱客观因素造成罪犯脱逃,任何人没有责任;如果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视情处理,一般来说,监狱长没有太大责任。

  德国的狱警学校是培养狱警的专门机构,从课程设置到培养方向,完全按照监狱管理的需要进行。狱警在学校学习监狱管理的理论并进行实习,重点以实战为主,培训时间2年,分配到监狱工作后直接上岗。他们通晓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监狱管理软件系统,熟知熟用监狱管理各项技能。

  第一阶段:一是新招录学员首先是在十多个实习中心(监狱)进行为期9周的实地观察,对监狱进行整体了解。二是回到学校进行9周的理论学习后再被送到实习岗位进行为期16周的实习,期间接受第一次考试——学员在一个考核评委会面前进行实际操作,并会进行描述。

  第二阶段:一是学员回到学校进行为期4个月的理论学习,之后进行笔试。二是学员被送到与前实习不同的单位岗位进行再实习,之后再回到学校进行口试考试。这次考试是最终考试,由考核委员会负责,口试过后就算通过了。三是学员再被送回到最初的实习单位独立工作(不佩带武器)。

  (2)培训内容:有公共法律、监狱管理业务(包括监狱管理电脑软件)、实战能力、体能训练、防卫术等,一切课程设置紧紧围绕监狱管理进行,重在实用。

  (3)考试考核:有理论课程的笔试,实习后的口试以及实战能力的考核。实战能力考核是抽选由监狱中的优秀狱警扮演狱内各种角色,模拟监狱内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斗殴、、不服管理等),要求学员现场予以处置,考试委员会现场观摩后确定该学员是否合格,从而决定是否录用。

  另外,狱警学校还承担狱警的在职培训。各监狱狱警可针对自身不足,提出培训申请,经监狱批准后,学校作出统一计划开展培训工作。

  防备式关押又称继续关押,是指对那些已经刑满但释放后可能对社会构成巨大威胁的罪犯(如严重暴力犯、性罪犯等)而采取不予释放进行继续关押的一种措施。而且防备关押是没有期限的,直至彻底消除对社会威胁为止,有的人甚至关到死。防备式关押从1970年开始实施,收到了明显效果。2010年全德国有防备关押罪犯536人。此措施曾受到欧盟法院以侵犯名义进行的,但被联邦法院给予驳回。

  (1)防备关押是由州中级法院决定的,分两种形式,一是判决时同时宣布;二是防备关押保留(即判决时不宣布,待刑满时视具体情况再定)。

  (2)防备关押的对象主要是对犯有人身伤杀、限制他人自由、性犯罪等的罪犯适用,这些人服刑期满时,法院对他们进行再审查,如果不适用于防备关押的,就释放进行行为监管。对于狱内重新犯罪(原犯罪性质)的,法院直接判防备关押。

  (3)防备关押实行单独场所关押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强制性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2年一次的专家鉴定委员会评估,决定这些人是否继续实行防备关押。如果专家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犯可以不再进行继续关押的,则由法院改判为行为监管。防备关押的人可以不穿囚服。

  开放式监狱属于德国的四级别管理监狱,这里关押的罪犯刑期短,罪刑轻,大多数系初次犯罪,而且他们对社会基本上不构成威胁。

  (1)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条件:监狱没有设定硬性的条件,主要是考虑会不会逃跑或发生杀人等意外事件。

  (2)开放式人员的决定:监狱长组织管理人员每周研究决定即可。如果发生罪犯逃跑、杀人等意外情况,监狱长要负责任。

  (3)开放式管理的具体方式:一是罪犯每天早晨去社会工厂、企业(也可能是自己过去工作的单位)上班,晚上回到监狱。如浪德斯胡特监狱每年有1.6万人次罪犯经开放式监狱到狱外的工厂或企业上班。二是监狱负责联系罪犯在社会的劳动项目。三是外出劳动报酬与监狱内劳动相同。

  (4)开放式管理的优点:一是使即将刑满释放的罪犯早日接触社会,为刑满释放后就业创造了条件;二是罪犯可以实习在监狱内所培训的劳动技能,有的人释放后可以直接到实习的单位上班;三是可以使那些曾经有单位的罪犯不会失去工作,刑满释放后继续回原单位上班。

  (1)学校教育。德国的狱内学校教育是按照联邦宪法规定——对每个公民进行义务教育规定进行的。所有监狱对每名没有完成学校教育的罪犯开展学校教育,每天固定时间进行(一般是8:00——14:30),聘请社会老师进行授课(老师费用一律由国家承担),并按照社会学校要求进行考试,发放与社会一样的毕业证书,但没有获得证书的比例要求。罪犯参加狱内学习的,视为参加劳动。

  (2)技能教育。德国的狱内技能教育是以罪犯刑满回归社会为目的,培训内容紧紧围绕社会就业需要,目的是让罪犯刑满释放后能够找到工作,而不再重新犯罪。一是每所监狱都开设若干培训工厂(或称工艺房),每个工厂的培训项目都紧密与社会就业相关,如巴伐利亚州的贝尔瑙监狱有30个技能培训工厂,分别是汽车维修厂、木制厂、门窗加工厂、洗衣厂、油漆厂等。二是参加每个技能项目培训的罪犯采取自愿参加原则,同时考虑罪犯从事该项目的可行性。三是罪犯在狱内工厂劳动,而且有劳动报酬,报酬是社会同等项目工资的十分之一,巴伐利亚州监狱罪犯的劳动报酬为1.2—1.7欧元/小时,加森州Celle监狱11.34欧元/人·天。四是具有相关专业技能的狱警负责罪犯劳动整个全过程,包括对罪犯管理,技术指导等。监狱尽可能多地为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劳动时间与社会一致,每天6个小时。五是社会企业与国家签订协议后,可以由监狱组织罪犯进行生产。但生产费用由企业交给国家,国家再给监狱必要的费用(劳动报酬)支出。六是罪犯劳动报酬的七分之三由罪犯个人支配(可以在狱内采买个人所需物品),其余部分用于释放后就业,如果再多余的也可以寄回家中。如果没有给罪犯提供劳动岗位而造成罪犯不能劳动的,监狱给罪犯零用钱,如果罪犯有岗位而不参加劳动的,监狱则不给零用钱。七是没有获得技能培训证书的比例要求。

  (1)缓刑帮教。是德国各州中级法院对原判缓刑或在狱内服刑一定时间(无期徒刑服刑20年、有期徒刑服刑三分之二)的罪犯采取由社会负责监督、帮助、教育的一种措施。缓刑帮教由州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决定该罪犯到指定的社区矫治站接受帮助教育。缓刑帮教的最长时间是5年。条件主要是审核是否对社会构成威胁。德国的缓刑帮教类似中国的缓刑和对罪犯的假释。缓刑帮教和狱外强化管理的实施,对罪犯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缓刑帮教的目的。法院对缓刑帮教人员明确做出行为规定(包括居住、活动、接触人员、工作环境等),帮教人员就要监督他们执行,并按照每个人的不同需求进行帮助,稳定其在社会上的情况,引导其在社会上的生活方式,防止和避免重新犯罪。

  狱外强化管教。作为缓刑帮教的一种特殊形式,狱外强化管教是德国针对青少年犯罪专门开发的缓刑帮教措施。狱外强化管教从2006年开始实施,针对顽固型和一般型两种,分别采取1对5和1对35的比例进行。实施狱外强化管教的原因:一是青少年法官认为有必要对青少年进行强化管教,有时法官确定不了对青少年是判入狱还是缓刑,就确定6个月时间进行强化管教;二是德国对青少年犯罪管教方法的尝试。青少年强化管教也有社会上“成长问题”青少年自愿进行矫治的。

  (2)行为监管。是德国对服刑期满但对社会存在严重威胁的罪犯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也是缓刑帮教的一种特殊形式。行为监管就是通过对该刑满释放人员的行为举止监督,使之融入社会,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行为监管由州中级法院决定,监管期为3-5年,时间的长短看情节来决定,有的人会延长监管时间,精神病院的人可能是无限期的。

  行为监管的条件:一是判刑2年或2年以上而没判缓刑的,性犯罪为1年或1年以上的;二是判刑时对犯罪性质恶劣和屡教不改的罪犯,直接宣布行为监管;三是精神和心理疾病医院释放的(犯罪时有精神疾病);四是防备关押释放出来的人,如性犯罪直接宣布防备关押的。另外,对于狱内重新犯罪(与原罪性质不同)的,法院直接决定行为监管。

  行为监管的行为规定:法院在宣布行为监管时,同时宣布当事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如不得与受害人接触(一旦与受害人接触了,矫正人员立即向报警,负责马上把这个人驱赶走);定期到矫治站报告个人情况,居住地变换、调换工作都要经过矫治站同意,规定业余活动等。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处理:一是防备关押和精神病院出来的人立即收回;二是法官重新提起诉讼,判罚款或判刑(最高3年),如果判缓刑的,则被缓刑帮教。

  行为监管与缓刑帮教的关系:一是行为监管的人都是法院判的,而缓刑帮教的人还有社会上自愿参加矫治的;二是行为监管和缓刑帮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社会机构,隶属州高级法院管辖;三是二者的管教措施基本一样,只是管理对象不同;四是矫治人员都属于中高级公务员。

  (3)刑释人员帮教所。是德国北威州有关人员(主要是宗教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为刑满释放而无家可归的罪犯提供的一个家(机构),这个机构属于社会组织,他们直接与州司法部联系,同时也接纳那些没有犯罪但在家中表现极差的人员。

  开办刑释人员帮教所的宗旨。就是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一个家,提供工作岗位。并通过这个“家”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组织他们进行工作,从而让其感到劳动的快乐,引导他们走向正道,不再重新犯罪。

  接受帮教人员的条件。都是自愿参加的,每次6-8人,每个周期2-3年。他们与这个家庭一起生活,孩子与他们是兄弟,共同分享欢乐,共同排除苦恼,共同分担家务,共同参加活动等。父母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关心、帮助、教育、引导,大家同吃同住,俨然就是“一家人”。当然也有个别人来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但大多数自己又主动回来。

  刑释人员帮教所的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从事此项工作的志愿者,他们把帮助刑释人员作为自己的事业,常常与州缓刑帮教人员沟通,研究解决发生的各种问题。

  帮教所的费用。国家不对刑释人员帮教所进行任何投资或帮助,维持其发展的资金主要靠宗教组织捐款、社会企业募捐、社会志愿者捐助和自己组织这些人员进行工作获得的报酬,国家只是对其企业减轻税收。

  刑释人员帮教所的成果。一是刑释人员帮教所的工作成效显著,多年来在这里受到帮教的人员没有重新犯罪的;二是有很多人也自愿留下来成为这里的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刑释人员不再重新犯罪;三是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如俄罗斯、印度、巴西、肯尼亚、蒙古等。

  (一)罪犯在监狱改造的目的,重点不在监管,主要是帮助罪犯克服心理障碍,帮助他们不再重新犯罪,以达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狱内学校教育是为了提高罪犯文化素质,为学习技能、社会就业打基础;狱内开展技能培训是为了回归社会就业创造条件。他们认为,没有工作技能是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把监狱帮助罪犯学习工作技能作为减少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作为监狱的最大任务;开展的缓刑帮教、行为监管和刑释人员矫治所的各项工作也都围绕这一目的而工作。青少年刑法着重看犯罪的“人”,而不是看犯罪的“行为”,对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帮助、矫治,惩罚是最后的,不是通过惩罚来教育,而是通过帮助、矫治、引导来达到教育目的。

  (二)坚固的设施、配套完备的设备是确保监狱安全的保证。德国每所监狱的设施都做到了坚固、永久、耐用,从混凝土浇筑的围墙及墙顶、内侧的滚刺网,到每个建筑的出入防护装置,再到监舍的门窗及内部设施,无不给人留下牢不可破、插翅难逃的印象。

  (三)完备的管理制度、配套的工作流程,确保每个管理环节的安全、到位。从司法部、法院、检察院到监狱、矫治机构无不反映出各项管理制度的严谨、严密,各项工作环环相扣,紧密相接。如监狱管理中的防备关押工作,是从当事人犯罪性质开始分析确定的,在法院判决时即宣布对其实施防备关押。当该罪犯服刑届满时法院及时介入,对其在监狱服刑情况进行审核,确定当初决定防备关押是否准确;而且以后每2年由专家组对其进行鉴定,决定是否继续实施防备关押。当然在该罪犯服刑的整个过程中,州司法部、法院、检察院、监狱几家经常进行沟通,反复研究,确保了适用防备关押的准确性。

  (四)监狱管理人员实行职业化分工,并明确每名工作人员的责任,确保了监狱各项工作正常、有序、保质、按时完成。每所监狱的金字塔管理模式——监狱长、部门负责人和具体管理者,使每项工作、每块工作等都实现了人人有事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该怎么做,每级每层领导知道自己管什么和该怎么管,做到了层层落实、互不推逶,确保了监狱安全和工作效果。

  (五)罪犯在狱内的表现决定罪犯刑满后的去向。一是防备关押(继续关押),对法院决定待留宣判防备关押的罪犯,如果在服刑期间表现好的,可以转为行为监管。二是行为监管,对在服刑期间表现较差且不能得到缓刑帮教(假释)的,待其刑满后直接予以行为监管。三是缓刑帮教,对服刑期间表现较好的罪犯(无期徒刑服刑20年、有期徒刑服刑三分之二),可以进行缓刑帮教。四是特殊情形(如毒瘾彻底戒掉),可以实行服刑中止。

  (六)罪犯的处遇与罪犯最直接的利益挂钩。一是每年可以有最长时间为21天的休假,而且可以集中使用。二是狱内会见,表现最好的可以与家属在监房内单独会见5-6个小时,而且不在任何监控之下。三是罪犯是否参加劳动与健身房使用挂钩,有的监狱罪犯不参加劳动不给发零花钱。四是罪犯在狱内租看电视和电费必须由自己的劳动报酬支付等。

  (七)罪犯入狱后的“初诊”模式值得借鉴。此模式有点像医院,对每名入院看病的病人进行全面检查。即首先由一个委员会对每名罪犯进行“诊断”,找出其犯罪的原因,知道罪犯在想什么,针对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矫治方案,此方案的落实贯穿该罪犯服刑的全过程。

  (一)学习借鉴德国狱警录用方式,从源头上落实职业化分工。德国公务员制度规定按需要招录,并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的岗位对学历要求不一样,不是一味要求学历越高越好。简单职类普通初中毕业即可,中级职类要求普通中学毕业或者职业教育培训即可,次高级职类要求技术高校毕业或者高级文理中学毕业,高级职类则要求大学毕业。像狱警职位只要求职业教育培训或大专学历即可。因此我国录用狱警按照所需职位特点分层次科学设置学历条件,其他管理人员按需求及职业要求招录,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二)加强监狱的教育培训工作。一是入门培训,也称岗前培训,要加大新招录干警的岗前培训工作,特别是监狱管理相关内容——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实战能力、自卫训练、监狱电脑软件等。时间不能低于1年,必须在监狱管理专业院校进行。考核不合格的,延期录用或者不予录用。二是在职培训,每名监狱在其工作生涯中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培训提升工作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及工作需要。同时,把培训与任职和职务晋升紧密相连,只有通过相应的培训考试,才能获得上岗机会,才能获取晋升的机会。三是培训的内容要结合监管工作实际,注重工作的实效性。

  (三)对狱内发生事件的处理,要客观、公正,做到实事求是。对于狱内发生的事件(如罪犯等)由第三方进行调查,为事件定性,然后分情况进行处理,以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为目的。

  (四)罪犯狱内教育及培训。狱内劳动项目的选定、罪犯技能培训和出监教育内容,都要从罪犯回归社会的角度考虑。狱内培训要与社会需求有机衔接,以社会效益为主。

  很高兴与英国同行一起交流探讨监狱管理工作,我发言的题目是《探索服刑人员教育矫治新途径新方法提高矫治质量》。所谓服刑人员教育矫治是指以监狱民警的正面灌输教育为主导,综合运用社会联合帮教、心理矫治、文化建设、个别教育等多种方法,教育和引导服刑人员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

  近年来,湖北监狱系统认真贯彻落实首要标准,不断探索服刑人员教育矫治新途径新方法,全面提升了服刑人员矫治质量。服刑人员心理测试率、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率、危险犯的心理矫治面均达到100%,危险犯转化率达85%。连续三年实现“四无”(无服刑人员脱逃,无重大狱内案件,无传染病暴发流行和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无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目标,连续两年无服刑人员,监管安全各项指标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1.深入开展“融冰行动”,温暖服刑人员的心。湖北监狱普遍开展了以危险犯转化为主要内容的“融冰”行动(所谓“融冰”行动就是积极动员监狱民警,以“融冰”的热情、耐心和勇气,抓好危险犯的教育转化,进一步促进监狱安全稳定。),促进了监狱安全稳定。全省监狱普遍建立了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分析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分析会议,提出教育转化的具体措施。根据不同服刑人员的心理特征、行为特点,因人施教,分类施教,科学施教,细化转化方案,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人一案,一人一法,坚持个别谈话教育,注重教育的针对性,提高了教育转化效果。2011年转化危险犯180人,2012年转化危险犯360人,转化率提高了50%。

  2.组织寄发“特别家书”,唤起服刑人员改过之心。全省监狱连续两年开展了以一个主题(真诚悔罪,感恩社会)、两个同步(司法厅、监狱局同步发文;监狱、司法局同步落实)、三个内容(向家乡政府表达真心、向社会表达感恩之心、树立回归社会信心)、四个统一(统一信封、统一信纸、统一书写称谓和格式、统一寄发)为主要方式的“特别家书”活动,在服刑人员自愿的基础上,组织服刑人员给家乡政府书写一封“特别家书”,汇报改造成绩,忏悔犯罪教训,关注家乡发展,道出心中困惑,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积极回应,架起了服刑人员和社会之间沟通的新平台,让多数服刑人员看到了以后满刑后的希望。正在沙洋熊望台监狱服刑的黄昌给武汉市江夏区司法区局长姚仁明写信,请求帮助寻找2岁时就离家出走的母亲。“找人不是司法局的职责,但找到了人,能让黄昌安心改造,早日回到亲人身边,回归社会,为黄昌圆梦对于构建一方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通过千辛万苦,江夏区司法区组织专班在黄冈找到了黄昌的母亲。

  3.广泛评选“改造之星”,激发服刑人员上进心。全省监狱全面开展了“改造之星”评选活动,借鉴电视台“星光大道”模式,每个季度由监区对改造表现好的、学有所成的或有一定积极影响的服刑人员,按照评选的标准,开展“学习之星、友爱之星、文明之星、劳动之星、技能之星、内务之星、写稿之星、创作之星、文体之星和孝顺之星”等评星活动。每所监狱每年集中评选10名年度“改造之星”。常态化的、贴近他们劳动、改造、学习生活的评选活动,展示了他们在监狱学习、向上的精神面貌,消除了他们可能具有的消极度日思想,激发了他们人性中的闪光点,激励他们充实改造生活积极改造。武汉女子监狱服刑人员陈某,入监初期一年内被禁闭了4次,但近两年进步很大,连续获得8个季度表扬。因此,陈某是否有资格参赛,争议很大。监狱最终给予了她继续参赛的机会,陈犯后来获得了总决赛第一名。她的获奖过程影响、激发了很大一批服刑人员,特别是让落后的一部分群体看到了希望。

  4.建立立体帮教体系,树立服刑人员回归信心。湖北监狱调动监内和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力量,整合资源,建立立体帮教体系。通过开展亲情电话、联合帮教、阳光开放等手段,充分利用全社会的一切有利资源,开展联合帮教活动。全省监狱通过邀请服刑人员的家人亲人朋友,邀请原单位、原社区的同事、邻居,邀请道德模范等英模人物进监开展帮教,通过榜样的力量、亲情的感召、亲人的呼唤、同事朋友的规劝,树立他们回归的信心。近年来,湖北监狱系统借助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全国帮教先进个人方天喜、湖北监狱的回归典型等,初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帮教志愿者队伍和帮教基地。目前,全省监狱服刑人员联合帮教覆盖面达80%,帮教志愿者队伍达1100多人,构建了亲情帮教、法律帮教、文化帮教、思想帮教和心理帮教等多层面内容丰富的立体帮教体系,促进了服刑人员的思想稳定和改造。我省襄南监狱近20年来与枣阳市不断增强帮教联系,不断丰富帮教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监狱服刑人员的改造。

  1.围绕“三新”主题,以监区文化节系列化活动营造监区文化感染力。2011年,全省监狱启动了以“新时空、新文化、新人生”为主题的“三新”(主题中确定的“新时空”指的是落实“首要标准”,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为中心,坚持全员上阵的“大教育”时空格局;“新文化”指的是用积极向上、健康文明先进文化教育人、改造人;所谓“新人生”,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激励服刑人员追求,扬起新生的风帆。)监区文化节。2012年监区文化节进入全面开展阶段。以监狱为单位,集中两个月时间开展球类比赛、棋类比赛、演讲比赛、卡拉OK比赛、才艺表演、纳凉晚会等一系列活动,让服刑人员有看的、有说的、有唱的、有学的、有想的。省每年举办一次单项(如器乐大赛、书法大赛等)的全省监狱文化节汇演。通过监区文化节这一创新的形式,将各种文化活动系列化地集中在一个时段举行,掀起监区文化建设每年一个小,从而营造出浓厚的监区文化建设氛围。2012年7-9月份,湖北监狱继续开展了以“盛夏”、“盛夏清风”、“盛夏视听”、“盛夏心声”、“盛夏丹青”为主要内容的全省监狱“三新”监区文化节。10月份,举办了全省监狱服刑人员书画大赛,共收到23所监狱的送展参赛书画作品160幅。省于11月20日,聘请湖北美术学院教师及有关专业人士等,对参赛作品采取初评、复评和综合鉴赏等形式,评选出书法类作品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2名。

  2.坚持“一监一品”特色,以形象化品牌扩大监区文化影响力。按照“一监一品牌、一监一特色”的要求,确定各监狱文化发展的方向,省每年命名评定一批监区文化品牌。2012年初,在全省监狱工作会议上,隆重表彰、命名了6个监区文化品牌,在全省监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省计划用三年时间对全省所有监狱监区文化品牌实现命名授牌。今年的品牌申报评审工作正在进行中。我省沙洋陈家山监狱连续五年开展“三乡”(乡土、乡音、乡情)教育的基础上,组织民警到四川,为6名四川籍的服刑人员再续亲情;对7名刑释人员进行“三乡”回访,再现他们曲折艰辛的新生就业之路;“浓情中秋、情系三乡”的主题教育,穿插有民警走访服刑人员家乡的视频内容,清新的乡土、浓重的乡音、亲厚的乡情,带给服刑人员深刻的思想震撼。

  3.创建书香新监区,以全员化阅读提升监区文化的渗透力。2012年,省根据湖北省委部署,在全省服刑人员中开展了以抓好“五个书香”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全民阅读进监区活动,创建“书香监区·文化监狱”,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所有服刑人员(含文盲服刑人员)全部参与到了阅读中来,实现了全覆盖。围绕“书籍开启心灵”的主题,在全省监狱服刑人员中开展了一次征文活动;通过监区推荐、监狱初赛、分片复赛,全省总决赛的方式,举办了一次读书演讲比赛;围绕“书海扬帆奔新生”的主题,组织全省服刑人员开展了一次读书知识竞赛活动。省局还在规范化监区建设中,增加了书香文化建设的新内容,新特色。监区设立图书角、读书园地等,方便服刑人员及时借阅放置图书,交流读书心得。凡是不符合书香监区标准的,一律不得授予“规范化监区”称号。湖北省全民阅读领导小组在开展评选表彰活动中,专门开展了“十佳书香监区”评选表彰活动,表彰的层次高、指标多。

  1.建立了“三网两报”。全省监狱针对80、90后服刑人员不断增多的趋势,积极探索以网络为新平台,开展好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发展电化网络教学,扩大教学覆盖面,增强针对性,积极探索建立狱内网站、广播网、电视网、监区板报、改造小报。并按照“三网两报”的要求,加强教育改造信息化建设。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覆盖全所的狱内教育改造网——“新希望”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和建设方法,在确保网络信息安全的同时,促进了服刑人员的改造。目前,“新希望”网每周更新三次,“希望论坛”每天审核,全所基层押犯单位共配备了61台电脑,每天19:30至21:30上网开放时段上网人数平均120余人,每月达3600余人次,月上网普及率达到95%,有力地促进了监管安全稳定,提高了教育改造质量。

  2.建立了心理咨询工作新模式。全省监狱完善了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工作网络建设,规范了心理矫治员、辅导员、互助员的工作职责,对新收押服刑人员心理测试达到100%,心理咨询实现全覆盖。同时,积极实施危机干预个案跟踪。在对服刑人员进行矫治时,各监狱拓宽思路积极探索矫治途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对重点危险犯实行个案跟踪,对有严重心理危机倾向的服刑人员进行综合心理矫治, 通过认知疗法、支持疗法、行为疗法对他们的负面情绪进行梳理,增强了个别教育的针对性,提高了个别教育的质量。据统计,全省监狱共开展网络咨询、电话咨询、信件咨询、团体咨询、面谈咨询等30674人次,其中个体心理咨询服刑人员达到13043人次。我省的荆州监狱针对服刑人员中存在抑郁无望、等危机人群,开展了独具特色的阳光训练营——“沐浴阳光,感受温暖,热爱生活,奔向新岸”为主题的春季阳光训练营团体心理咨询活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陈家山监狱针对“80、90后”服刑人员心理特点,开展了“阳光心态”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得到了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充分肯定,有力地促进了监狱安全稳定。

  3.出入监教育创新开展。全省入监教育做到了“三个统一”、“四个必须”、“五个指导”,使入监教育合格率达到98%以上,把好了服刑人员安心服刑的第一关。汉口监狱顺利完成了出监教育培训任务,引进社会资源举办了首场招聘会,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摸索出了一条新路。襄北监狱增加入监期数,压缩每期人数,划小考核单位,确保入监教育效果。沙洋熊望台监狱选择适合回归后谋生就业的行业予以指导,成效明显。洪山监狱推出罪犯出监教育“八个一”服务,寓教育改造于服务管理中,做实了执法为民的大文章。2012年3月29日、30日,《法制日报》、《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等媒体相继以“洪山监狱首创敲钟礼为刑释人员送行”为题予以报道,引发强烈社会关注。

  4.逐步推广周讲评、名师工作室等制度。各监狱和政工部门联合开展教育改造周讲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基层民警队前讲话水平,通过参观、学习、模拟、评比等方式,不断把这项活动推向深入,提升了教育改造周讲评的质量。江北监狱率先开展了“民警工作室”调研,荆州监狱在全省监狱系统设立了第一个以民警姓名命名的“张耀华个别教育工作室”,树立了鲜明的监狱教育改造名师品牌,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概是在七年前。那时,我有幸走访了中国多个省份的多所监狱。应该有二十多所监狱吧,因此,我觉得对于我所观察到的、我和同仁们所讨论到的以及中英两国在监狱管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做出某些思考是有所裨益的。

  我认为,很多不同点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差异,同时,我们在应对如何管理监狱的关键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各不相同的,并产生了不同的压力。

  比如说,在英国,我们的审前囚犯以及所有已判决的犯人都纳入司法部的同一体系进行管理,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此外,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英国也将监狱的建造和运营分包给很多私有企业;而中国并不存在监狱。

  我举这些例子,不是说哪一个是对的或错的,而是为了说明我们两国的监狱体系的建立方式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异,因此,对一国看起来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可能运用于另一个国家时就要对其进行重大调整。

  现在,我想探讨一下几个根本差异,因为它们产生了这么多的不同之处。我还想特别希望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我承认,这些问题中,有些看起来比较敏感,我只是将它们当作事实看待,而事实决定了在国家框架内制定解决方案的方式。这不是关于哪种方法更胜一筹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政府是签署了某个条约,同意某些对犯人的处置的规定,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确保任何解决方案都是根据这些规定而产生的。它提供了决策的架构并规定了范围或范畴。有些人认为这是好事,而有些人却不以为然。

  中国的犯人的管辖权归两个部门:司法部和。我只和中国的司法部共过事,因此,只接触过已定罪和已判决的犯人。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所有的犯人,不管是审前犯人还是已判决的犯人,通通都归司法部管辖。除此之外,中英两国的另外一个明显差异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国家监狱服务机构;而在中国,监狱是由省级监狱管理部门管辖的,同时,省级监狱管理部门拥有一些由司法部所管辖授权的国家领导职能。另一个结构差异在于:在英国,社区服刑的管理也是由司法部下属的全国服刑人员管理局进行的。但是,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影响判决的呢?

  我的理解是,大部分囚犯首先被关在看守所,一直关到判刑为止,如果他们的服刑时间达12个月以上(扣除审前拘留时间),他们就会根据其服刑时间和犯罪性质被转入适当的监狱。(我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减为三个月以上,而更多的囚犯已经转移到司法部)。当囚犯接到拘留通知单的时候,他们就被视为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与此同时,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风险评估,包括身体和精神检查。事实上,和自残行为最容易发生在刚进入监狱的最初四个星期。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找出犯人的犯罪记录和家庭状况,然后探究其犯罪行为。这也是我们开始多次提到的动态风险评估的时候。在英国,这些工作全部都在同一个体系内部进行,因此,犯罪记录就具有连贯性,同时不同的监狱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信息交换,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存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我不知道这在中国是如何运行的,也不清楚犯人的所有犯罪记录是否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传递,因此,这是个高风险区域。

  这种处理方式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危险:社会上受到犯罪指控的人并没有与负责调查他们的罪行的人相隔离。我很清楚,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确保犯人的监禁和审讯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以及对犯人的处置必须本着防止滥用权力的原则进行。同时,他们也决定着审前拘留的问题,尽管拥有拘留犯人的权利(高达37天)。

  当然,两种体系间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中国负责执行所有这些职权;而在英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服务机制,所有的监狱机构由监狱服务部门成员单位(或者由依法授权的企业)管辖。一旦犯人受到指控,在送达法庭之前,法院决定罪犯在审判之前是否需要继续拘留,如果需要继续拘留,犯人须候审,处于监狱服务部门的看管。我认为,这种分权行为是很重要的。我承认,他们只是局的不同分支部们,并服务于当地政府,但是,这使得说服人民相信审讯人员和看守人员之间不存在勾结行为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这要求建立非常严格的法律程序,以确保任何指控和诉求都能获得迅速的调查。

  对我来说,中国的省级监狱体系具有很多优点(和一定的不足)。地方解释和某种程度的自治为那些想要尝试新花样的省份提供一个创新机遇,让它们能够在无需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创新行为。

  这意味着,司法部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通过一系列活动(如,我们今天所进行的)鼓励改变和分享最佳实践活动。它可以指定某些省份进行试点或做试验,以了解其处于支持范围之内以及在地方机器范围内。该风险在于,在像中国这样领土辽阔的国家,要确保坚持核心要求、下放职权将更为困难。但是,总体而言,采用此系统的国家似乎受益良多。例如,在德国,有十六个州,相当于中国的省份,如果对每个州给予很大的自由度进行监狱管理的话,他们应该依据国家法律进行运营。关键是,当某个州/省的下放系统中出现差错的时候,中央只会采用中央解决方案更正出错的地方使其不会影响做得好的那些人。在英国,拥有一个国家系统,当某个监狱出现变更时,所有的监狱都发生同样的变更,因此,结果是,很多情况下,变更对成功方案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中国采用的是地方社区司法办公室,这些司法办公室负责接收出狱的囚犯,让他们重新回到社区,同时也接收监狱发来的有关囚犯出狱后的风险和再犯风险的信息。然而,并不存在任何关于特许释放的制度。据我了解,社区司法办公室并没有被赋予相关权利来采取行动,以降低潜在的再犯风险。英国的监狱系统并没有受益于中国的优秀计算机系统,该计算机系统使得相关人员可以及时获得监狱记录,而缓刑服务的法定角色以及《多机构保障公共安全管理办法》的实施的确提供了一个管理那些必须释放(刑满释放),但又被认为会对社会中的其他人造成严重危险的囚犯的架构。这些结构差异并不属于文化因素,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进行变更。

  在所有的社会里,或许这是最大的难题之一,公众、政府官员以及专业监狱工作者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每个社会中,都有着数以百万字的篇幅来论述该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监狱发生的事情大多取决于我们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通常,我会首先从这个角度看,处罚是在一定时期内对自由的合法剥夺,而时间的长短是某个独立的司法判决来决定的。除了剥夺人身自由之外,不得强加任何其他处罚。然而,人身自由的丧失必将带来所享受社会权利的丧失,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够证明任何权利的丧失是监禁的直接后果。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监狱成为很不愉快的地方,而且大多数普通民众将它们的存在当作是一种威慑力量。我想,我所表达的观点是很多国家都赞同的观点,同时也是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践行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将权利和处置或特权混淆起来,而这也是不同国家都持有合法而又迥异的观点的地方。犯人的放风时间应该有多长,它们允许拥有哪些物品,他们应该工作多长时间,探亲频率和方式如何等。这些都是产生国家差异的问题。很多英国人认为,犯人拥有太多所有物了,工作又不努力,他们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间太长了。拥有一台电视,并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特权,事实上,在中国,犯人享有的特权相较要少,而他们的所有物的多少与权利的奉行毫无关系。重要的是,监狱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存在各种不同的特权,犯人又如何获得更多的特权。绝不能存在任何这样的系统:通过偏袒和贿赂可以获得更多的特权。而应该存在这样的系统:允许被剥夺特权的犯人提出有关此事的诉求或上诉至某人。

  当然,特权和处置完全不同,获得足够的食物或饮品或药物治疗或被关在卫生又安全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特权;受到监狱工作人员或其他犯人的也不是特权。很多情况下,处置是我们考虑监禁的目的时所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我们处置犯人的方式透露了一个消息:我们的社会对罪犯的态度以及我们允许他们在法律架构中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知道,很多犯人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也许他们受过家庭的或辱骂,他们可能面临各种有关健康、性格和教育的问题,使得他们很难融入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角色典范,使犯人重新融入社会。

  我觉得,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监禁就是处罚;监禁是学会充当良好公民的途径;监禁必须是合宜的,但必须获得所有特权;在判刑之初,犯人必须拥有最低标准的所有物和特权。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恢复囚犯的正常生活,而恢复其正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工作和教育。当我告诉我的英国同仁,中国的犯人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然后就是一整天的教育,只有一天放松休息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英国应该采取类似的措施。稍后,我会探讨为什么这种方式如此不同。

  在很多方面,我发现这是最有趣的差异之一,因为我觉得两种模式都是正确的,都能反应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让我解释一下。当中国同仁拜访英国的时候,很显然,他们挑战了我们的改造模式。有些犯人根本没有融入到任何正规的改造活动中。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社会利益,我们有责任恢复他们的生活,而50%以上的屡犯率明确表明,我们没有履行好我们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再次与之争论。这个观点产生了很多专业争论和争论。另一方面,中国有一个很明确的改造方法,同时其屡犯率低于10%(相比之下,低了很多)。这就产生了争论,我认为这个争论存在缺陷,因为我觉得,就算运用强制改造方法,英国的屡犯率也永远达不到10%。而中国是不可能拥有超过50%的屡犯率的,即便完全采用自愿改造机制。

  最近,我访问了德国,这是我4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我对德国人民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讶异:一定会等到绿灯亮了才穿过马路,即便在对面方向毫无车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今天的德国还是如此,如同当初一样。在德国社会,人们的纪律和服从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种现象在英国是看不到的。

  多年前,我和某人讨论了有关屡犯的问题,对方提到日本的屡犯率为2%左右,羞耻的观念以及社区如何保证犯人不会受到歧视,如何支持犯人重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因为社区认为他们失败过。

  东西方之间的联合研究机构有过一个明显的案例,详细研究了屡犯率的问题。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的屡犯率,但我怀疑也比英国或西方国家低。通过研究来发现其中的缘由,将对这一争论具有很大的意义。未来,国际监狱研究中心(ICPS)可能也会参与其中。

  英国是个非常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不再有强烈的家庭或社区责任感,而家庭或社区责任感可以提供必要的东西来支持社会结构,以帮助刑满释放出来的犯人。英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允许人们自由抉择,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干预较少。自由的负面就是,它允许犯人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到恢复正常生活的活动中。那些被判处4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人,不会因不参与恢复正常生活而受到处罚。而对于其他犯人,即便他们完全没有想要减少可能产生假释的可识别的风险的意愿,或者如果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他们没有参与恢复正常生活的计划。

  做出不合作的决定然后承担相关后果,是英国个人主义社会的性质。国家认为其自身的职责就是,向犯人提供恢复自我的设施和机会,但不是强制的。很多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机会,而监狱人员确实花费很大精力试图说服犯人参与这些恢复计划。

  中国似乎属于采用集体方法的国家;中国家庭力量很强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英国家庭要大,就像英国的社区机构一样。关押在监狱中,这意味着国家恢复犯人的正常生活的集体责任使其采用了强制性方法。监狱机构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可以保证犯人要有什么样的工作和教育管理制度能够支持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这就透露了一条明确的信息,犯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没有表现为好公民,以及他们之前学到的东西没有帮他们理解清楚如何成为好公民,而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教导进行改正。如果犯人在释放之后才开始教导,那么他将再次犯罪。英国采取的方法正好相反,它的前提是,每个犯人都有一套自己犯罪的理由以及为什么恢复他们的生活需要他们遵循一个针对他们的明确需求的特殊计划。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观点也反映在风险评估和降低风险的方法上。在英国,是通过个人计划(服刑计划)来降低风险,我们需要衡量其中对个人的影响。而在中国,是通过集体计划来降低风险,因此衡量的标准是基于集体结果的。

  我认为,这两种体系都存在优点和缺点。在英国参与率较低的原因在于犯人参与的是(针对个人的)特定计划,我们可以衡量什么是有用的,从而更轻松地感觉到特定的风险降低,因此,我们能够利用减少分类、增加自由以及制定计划的方式,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个人风险。

  在中国,强制性机制产生了高参与率和低屡犯率。然而,采用集体方法意味着对个人风险降低的了解较少,因此,冒险检验和制定个人改造计划存在更大风险。

  在决定分类方法和行进方式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中国犯人从原则上是根据判刑的长短和罪行的性质来分配的,而在英国,单单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根据其个人风险水平就被分为A/B/C类。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两种体系间的一个关键差异。对我个人来说,我想我希望看到对更多的参与恢复生活的激励机制,但采用的是个人恢复计划。我觉得,中国的减刑制度是建立在具体的评估基础上,法庭提供的不仅仅是这种鼓励机制,同时也践行了在英国被视为诚实量刑的原则。目前,如果犯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们会自动获得18个月的减刑,而且在刑期后期还可能获得4个月的减刑。这意味着本来36个月的刑期只要服满14个月就可以了。在中国,那些不合作的犯人将不会享受上述减刑待遇,因为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评分,让法院为其减刑。然而,我希望这是基于个人计划的风险评估。

  监狱的首要任务就是关押犯人,并保证其安全;监狱的第二个职责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和中国,是为了帮助恢复犯人的正常生活,因此,犯人再犯罪的几率相对较低。然而,我们都知道,犯人一旦走出监狱的大门,监狱就很难把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我们就依赖家庭和社区来扮演相关角色,来巩固监狱为此付出的努力。根据我的经验,由于犯人要获得释放的机会,他们需要有稳定而体面的住宿条件,一份工作或某种形式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忙碌起来,并提供一定的收入来源和一些关心和在乎他们的重要人士,最理想的就是家人。没有这三个因素,犯人就必须表现出巨大的个人生存能力。问题是,监狱在释放犯人之前能够做些什么以及这如何和其他服务和机构相关联。

  由于我曾在中国工作过,我很高兴能够在此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创立了自己的监狱以重新安置那些只剩最后三个月刑期的犯人,以便帮助他们做好释放的准备工作。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举措,因为它建立了一种面向社区的生活机制,所有的犯人都关注在释放的事情上,这降低了其他犯人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监狱能够成为富有巨大创新的地方。根据同仁的见解,我得知,随着这些重新安置监狱的建立,犯人们很难再冒险,而且能够更好地融入社区,因为关于允许管理者有权允许犯人进入社区且社区更多地参与监狱的法律并没有发生变更。我坚信,这个将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但是即使没有发生,那么更为宽松的监狱以及注重释放后的必要技能,也将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英国,很多代表将看到这些安置监狱是如何运转、提供机遇,以及比如说,在斯普林希尔的园艺培训服务这一案例中,私立机构是如何参与进来以提供戒毒服务。

  通常,这些机构都是慈善机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非营利机构,他们为监狱带来了技能,这些技能经证明在社区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和监狱存在合约关系,旨在提供某些服务,并期望获得明确的结果。在中国,他们更多地被称为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广泛涉及整个中国的各个安全级别的监狱。范围从提供支持服务到经营访客中心,在那里,犯人的家人和朋友在探访之前可以等候,但是经常会获得有关各种问题,如处理债务或育儿方面的建议。在女性监狱内,可能还有咨询服务,如处理受害者及对其生活造成影响的危机中心。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机制,当然,也提供了出狱后的联系方式。中国的药物成瘾问题在规模上和英国的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那些在监狱接受戒毒治疗的人可能会有毒瘾复发的危险。

  我认为,中国仍需将某些社区技能运用到监狱中。我知道,传统的模式就是,所有的治疗和康复干预都是由公安人员进行的,但我觉得,比如社区教师进行的教育活动应该有一个实际范围作为出发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获得了我们所期望的进步,而根据法律规定,在出狱的那一天,我们又必须释放他们,不管我们是否认为他们还存在危险。对于监狱管理者来说,真的很难去了解某人是否还存在重大危险,于是只能对之束手无策。过去十年中,英国在风险管理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和改善,而且仍存在一个性侵犯风险登记处,因为判刑的时候,法庭会将人们置于该风险登记处。这样,释放后,还有其他权利,可限制囚犯的个人活动。现行采用的就有《多机构保障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在具有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所有重要的机构都要共同合作,包括局、缓刑部门、监狱、卫生中心和地方当局,如社会服务中心和避难所等。他们的共同职责就是共享信息,并参与到降低风险的计划中。

  我不确定中国是如何和这些机构合作,来降低那些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较危险者产生的风险;我在几年前访问武汉的一处社区办事处的时候,发现了有关那种合作机制的明确基础。这是一个由非常有能力的人们所组成的团队,在社区内很显然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出狱,而且似乎可以向他们提供入狱记录。

  我想,在现代化的移动式社会中,要保留那些存在重大风险的犯人的记录是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挑战之一。

  此前,我曾提到缓刑服务机构,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谈论他们的职责,但我想说的一些有关社区服刑的事情。

  在所有的社会中,监狱需要的比犯罪和接受其他处罚的人的数量要少得多。大部分的处罚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警告或采用经济处罚的方式,或者我们通常说罚款,来处理的。

  2011年6月到2012年6月期间,英国有1260000名罪犯被判有罪,其中对827000名罪犯处以罚款处分,163,000明罪犯被判处社区服刑,由缓刑服务部门监督进行,而99000名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社区处罚包括无薪社区劳动、参加认知技能培训计划或涵盖技能培训、戒毒工作和由缓刑官探讨有关犯人的犯罪行为的常规会议的混合型社区活动。在这种性质的服刑获得通过之后,就会在监狱内制定一个风险评估方案(采用罪犯评估系统)。该评估可帮助审判官进行量刑,为罪犯和缓刑官提供制定方案的基础。这种社区服刑方式通常涵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到三年的犯人,如果犯人未能出现或违反法律规定,他们就会被送至法庭,并被判处监禁。

  当然,如果某人没有被投入监狱,并因此而犯下很严重的罪行,那么,基于社区秩序,公众,尤其是媒体就会产生很大反响,对此予以批判和指责。

  这是影响两国的风险管理方法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我在访问中国期间,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囚犯从监狱里逃跑,或者犯人死在狱中,监狱管理者会受处分吗?相关监狱必须进行赔偿吗?”我的回答通常都是“不会,如果监狱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遵循了相关法律程序且没有玩忽职守的话,就不会有针对工作人员的诉讼,同时,任何赔偿问题通常都是法院的问题,而不是监狱的问题”。

  我是覆盖英国东北部的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健康托管委员会的非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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