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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名人植树竞赛趣闻录

时间:2019-11-08 00:30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马可波罗说他到过元大都,曾经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华大地上到处旅行,他惊奇地发现,除了那些沙漠地带,全国每条官道的两旁都种着树木,分成郁郁葱葱的两排,这棵树跟那棵树相距不到两步。当这些树木

  马可波罗说他到过元大都,曾经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华大地上到处旅行,他惊奇地发现,除了那些沙漠地带,全国每条官道的两旁都种着树木,分成郁郁葱葱的两排,这棵树跟那棵树相距不到两步。当这些树木长高时,能让旅客在夏季享受荫凉,也能在冬季下雪时起到路标的作用,这些都给旅行者带来了莫大的帮助,使他们的行程变得舒适而且方便。马可波罗在书中再一次赞叹蒙古大汗,夸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

  其实马可波罗忽略了,在官道两旁种树是中国历史上的惯例,至少从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蒙古统治者只不过遵循并延续了这个传统而已。马可波罗还不知道,西方世界也曾经有过四通八达的官道,以及官道两旁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绿化树。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就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道:人们能够步行穿越北非,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总是行走在树荫之下

  古代中国人将种树当成大事。战国时儒生笔下的理想国策就包括种树这一条:“宅不毛者,有里布。”谁家房前屋后要是不种几棵树,官府会上门罚钱的。豪强大族的祖坟里一定会有遮天蔽日的树木,并且会派专人进行看管,倘若有人偷偷溜进去砍伐,轻则扭送官府,重则动用私刑,活活把砍树人打死。有所作为的文官在疏浚运河、修筑湖堤以后,往往少不了动员人们在大堤上种树;开疆拓土的武将在平定叛乱、收复失地以后,也往往少不了“劝课农桑”,诱导农民多开荒,多种树,或者亲自带兵植树造林,为后人留下财富,也为自己留下美名。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谈到中国为什么日益贫困,以及解决贫困的根本之道:“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撼也。”抓紧时间将农业搞好,多种树,多搞养殖,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可惜当时内忧外患严相逼,李鸿章不可能听取他的建议。

  1915年,作为缔造者的孙中山向北洋政府提建议,将每年清明节作为中国的植树节。这回一炮打响,北洋政府当即照办,从此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植树节。

  北洋政府发文各省,要求动员民众植树,公务人员和学生尤其要走在前头,为民众起带头作用。所以在1917年清明节,尚未毕业的早期恽代英同志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园植树一棵,未活。”说明这时候清明节要植树的理念已经走进了校园。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做过多少好事,但是确实将清明植树推广到了全国各地。1917年清明节,广东省长朱庆澜在广州带头植树;1918年清明节,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太原带头植树;1923年清明节,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在沈阳带头植树。自从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北洋政府的政令到了广东、山西和东北,差不多等于一张废纸,可是各地诸侯却听命植树,也算一件趣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1928年4月7日,已经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为了纪念孙中山,为了继承总理遗志,将3月12日定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一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又颁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暂行条例》,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改称“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简称“植树节”。

  从1929年开始,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才正式宣告形成。但是3月12日仅仅作为全国统一的节日而已,具体在哪一天动员民众大规模植树,还要由各地政府根据情况来定。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31年登报说明:“本埠地气温暖,植树节宜提早十日。”别处3月12日植树,上海3月2日植树,提前了十天。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却在1929年发表通电:“以东省气候较寒,自应稍缓时日。现经议决,辽宁省定为每年4月5日植树,吉、江二省及东省特区定为4月20日植树。”东北太冷,春天来得晚,如果像其他地方那样在植树节那天推广植树,小树会冻死的,所以向后推迟半个月到一个多月。

  事实证明,张学良的决定是科学的。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吉林教育厅就指出过全国同时在清明节搞植树活动的弊病:“历届清明植树之举行,唯有插地之柳条,略具种树之形式,合摄一影,以便呈报。而其柳条之不能生活,虽十岁学童亦能料及。思维再四,既于地方时序窒碍难行,何若改定日期以从实际?所有吉林每年植树,拟请改用5月1日举行,庶气候可以适宜。”你看,人家东北早就有了推迟植树节的呼声。

  北洋政府也好,南京国民政府也罢,对各地司令、省长、省主席们都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一道政令到达地方,往往是阳奉阴违,就不照你说的办。但是关于植树造林的政令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将军冯玉祥驻守河南,每年都在开封种树,后来驻守山东,为了防止老百姓偷偷砍伐他种的树,据说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西北军阀马步芳在植树方面也积极得很,从1929年到1938年,他命令他的士兵每人每年栽树五到七棵,据说十年内栽了四十万棵树。

  军阀们积极植树当然是有原因的。第一,他们也明白栽树可以防风固沙,改善环境;第二,每年清明节或者3月12日在全省上下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仪式,从士兵到百姓,从机关到学校,人人都要奉命,人人都要参与,相当于从内到外的思想洗礼,仅就凝聚人心、增强威望而言,效果出奇的好;第三,长远来看,种树在经济上是有大利可图的,防风固沙,良田增加,田赋自然也能增加,树木长成后又可以卖钱买枪,装备自己的军队;第四,树木多了,形象就好,一个到处光秃秃的省份跟一个到处绿油油的省份相比,哪个更让当家人有面子?当然是绿油油的省份了。

  1924年7月,鲁迅和孙伏园一行从北京去西安讲课,先经京广线到郑州,再经陇海线到潼关,然后坐船逆流而上。他们对河南印象最差,对山西印象最好,因为河南治安差,树木也少,山西治安好,树木也多。孙伏园说:“一入潼关,便有了江南风味。陕西的治安比河南好,山西的口碑又比陕西好。”大家可以想见,山西军阀阎锡山肯定乐于听见这样的赞扬。

  讲植树,阎锡山在山西做得最好。1918年清明节,阎锡山率领全省文武官员举行植树大典,每人栽下一棵树,从此掀起了山西持续不断的植树。阎锡山一边用公文、告示和无处不在的标语来宣讲植树的好处,一边给师长、旅长、连长、排长、校长、县长、区长、乡长定下指标,要求每个单位每年至少种活多少棵树。注意,他要求的是种活多少棵,而不是种下多少棵,种不活是不能算数的。

  阎锡山还把农民纳入了植树的范畴。山西共有行政村八千六百八十二个,每个村都有植树指标。不管你在自己的田里种树,还是在自己的屋后种树,不管你种的是苹果树,还是柿子树,只要能种活,只要五年内不砍伐,有一棵算一棵。为了保证农民能严格做到,阎锡山推行保证金制度,任务完不成,没收保证金。这样规定是有点儿蛮横霸道,可是总比全省上下搞形式主义强。正是凭着做什么事都要做到底的这股劲儿,山西一直是时代全国公认的“模范省”。

  马步芳1938年主政青海,在全省开展“植树训练班”,给各级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安排植树任务,也给农民定下植树指标。他将植树当成青海最紧要的经济工作来抓:“生产之道多端,而造林尤为当务之急。”

  青海没有什么工业,马步芳发家致富买武器搞建设的经济源头除了征收田赋,就靠出售木材,大家都来种树,他才有树可卖。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1938年要求植树三十三万棵,1939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万棵,到1948年的指标竟然暴增到一千八百万棵!每年植树节,小学生至少要种十五棵树,如果种不了,则由家长代劳。种树的树苗“概向民间征收”,让农民无偿提供。农民既要完成自己的植树指标,又要缴纳树苗,还要花上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给刚栽的树施肥浇水,花费了钱财,耽误了春耕,忍不住叫苦连天。

  1942年3月12日,位于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市举行了一场植树竞赛:机关以四人一组,每组植树八棵;学校二十人一组,每组植树四十棵。四川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大学的农学教授到现场当评委,按照植树的快慢、培土的多少给参赛者打分,最后给高分者颁发金质奖章。一个月以后,竞赛活动中栽下的树基本上都死了,报纸上评价道:“政府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工,各地都是煞有介事的样子,而实际上是应酬一回劳动。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在指定的地点,把一株树苗安放在已经挖好的土窝里,就算大功告成,至于树苗活与不活,就没人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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